大地以厚德載物，將萬物擁于懷中。即使相隔千年萬年，當地層打開，便呈現一個斑斕的世界。

用一把手鏟叩問文明沃土的考古人，不斷解鎖著古代文明的密碼，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追尋著信而有征的中華歷史和燦爛文化。

考古學家郭大順先生曾用六個字概括紅山文化：壇廟冢，玉龍鳳。“這六個字代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六種因素。”

而紅山文化，就是以其玉器傳統、禮制建筑聞名中外。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項目團隊自2024年4月開始，歷時近4個月的挖掘，在赤峰市敖漢旗完整揭露一座積石冢、一次性出土玉石器百余件，是又一次有力的佐證。

金秋，翁牛特旗賽沁塔拉村，刻有“碧玉龍出土地”的石碑掩映在一片文冠樹林之中。蜚聲中外的“中華第一龍”便是由此乘風而起。它梭目如炬，頸背上似鬣毛，飄然若舉，有凌空之勢。

與碧玉龍“同出一門”，由于最初具體出土地的不確定而招來廣泛爭議的黃玉龍，如今是翁牛特旗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國祥認為：黃玉龍形器選料上乘，雕工精細，神態飄逸，具有明顯紅山文化的玉器形制及工藝特征，應為紅山文化玉器精品，堪稱國寶。

在2024年這次發掘出土的玉器中，發現了與凌家灘文化玉冠飾相類似的器物。郭大順先生曾介紹說，“在安徽凌家灘也發現過龍鳳合體的玉器，是一件玉璜，璜的兩端，一端為龍頭，一端為鳳鳥頭，器形比較簡單，龍頭和鳳頭也比較簡單。”

而早在牛河梁出土的龍鳳玉佩，是兩個高度神化的動物，在一個長僅10厘米，寬不到8厘米的板狀玉器上表現出來。“龍鳳都突出頭部，簡化身尾。鳳的冠、目、詠，龍的角、目、鼻、嘴都很清晰。而它們蜷曲的身尾特別短，對靠在一起。可見紅山文化時期的藝術思維、藝術手法的超前程度，而龍鳳呈祥的文化理念也綿延至今。”赤峰學院副院長孫永剛說。

紅山玉器與凌家灘玉器的驚人相似，體現了“古國”間存在遠距離的文化交流。

在陶器方面，紅山文化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現的。

考古學家認為，紅山文化彩陶的出現是吸納了黃河流域彩陶因素，但又保持了自身的特點。

阿魯科爾沁旗境內出土的黑彩紅陶筒形罐，紅色陶體之上，繪制的黑色紋飾，有來自中亞一帶的菱形方格紋、黃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紋和紅山文化本土的龍鱗紋。

“蘇秉琦先生曾說過，這是5000年前亞洲東西和中國南北幾種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這里交流匯聚的典型例證。”孫永剛說，“魏家窩鋪遺址出土的圜底釜，明顯帶有后崗一期文化特征，簡直就像后崗人抱著他們的家伙什來到紅山地區一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先生認為，文化之間的傳播與影響應當是相互的，是雙向的。“在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曾出土一片鉤旋紋彩陶，紋樣風格與仰韶文化彩陶區別明顯，有可能是直接由紅山文化傳入的原創彩陶。”

紅山彩陶還有一種無底筒形器，多發現于墓葬和祭祀遺址。有學者認為，陶筒形器承載了農業發達、人丁興旺、生命綿延的特殊使命，為敬天保民思想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還有，在史前文化諸物質文化因素中，人的形象占首要位置，關注度也最高，世界各國的考古發現歷來如此。“造像是紅山文化最重要的出土器物。”孫永剛說。

郭大順先生最難忘與“女神”相見的情景，認為女神像是高度寫實的，應該是被神化的祖先偶像。女神像“是研究古代中華人種學和民族史的典型標本”，“使億萬炎黃子孫第一次看到了用黃土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同樣，敖漢史前文化博物館珍藏的“中華祖神”，通高55厘米，上身挺直，盤腿坐姿，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體態端正，神態肅穆，頭戴冠帽，雙眼圓睜，嘴巴圓張，顯然是在發號施令又或者在吟誦著什么。

“這是王巫的形象。遺址里有為陶人專門建造的房間，說明他身份尊貴。陶人戴冠并有帽正，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敖漢史前文化博物館原館長田彥國說。

郭大順先生當年在得知敖漢旗興隆溝遺址出土了一件陶人時，認為這件人物塑像是神還是巫，需要再研究。“這是紅山文化要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而且涉及整個上古史，非常重要。”

幾十年的發掘及研究，紅山文化面世的文物重器比比皆是。幾乎所有文物，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明信息，帶有鮮明的地域特性、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烙印，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生命氣脈”。

紅山文化奠定的龍圖騰、玉為尊的文化傳統，形成的天人合一、尊祖崇宇的宇宙觀和社會觀，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綿延不斷，亙古亙今。（記者 王靜宇 李倩）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