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巴林草原天高云闊，生機勃發。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郊，有一片約5平方公里的古代都城遺址，靜臥于沙里河畔。這里曾是中國古代游牧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第一座都城——遼上京，是千年前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之一，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此融合發展，留下了大量文化瑰寶。

遼代三彩印花花口盤。

遼代墓室壁畫。

遼上京遺址皇城西門內的馬蹄形甕城。

遼代契丹大字銀幣。

歷經千年滄桑，宏偉的草原都城早已湮沒于歷史煙塵，如今，這顆北疆文化的明珠，正以遼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姿態重煥生機，向世人講述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燦爛史詩。

都城格局獨具特色

從高空俯瞰，遼上京城整體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組成，北部皇城內建有宮城，形成“回”字形。

遼上京城始建于公元918年，初名皇都，公元926年擴建，公元938年改稱上京，為遼五京之首，作為都城長達200多年，是遼代營建最早、使用時間最長、最為重要的都城，也是中國古代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區建立的第一座都城。

從昔日的皇城西門——乾德門進入，可見高達數米的夯土城垣保存較為完整。踏上木棧道，走進馬蹄形甕城，棧道間能看到車轍印跡與將軍石。經過夯土墩臺、門道和馬道等，極目遠望，便是一片開闊的城址。

“遼上京遺址‘日’字形的雙城并列格局，體現了‘因俗而治’的統治思想。契丹皇帝和貴族住北城，漢人、商人、使臣等居住南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擔任遼上京考古隊隊長10多年的董新林介紹，“‘回’字形的宮城皇城環套布局，且有明確的中軸線，是效仿中原王朝‘擇中而立’‘皇權至上’的思想而設計。”

董新林說，這些設計表明草原游牧民族政權在吸收中原都城規劃理念的基礎上，融合自身傳統進行創新，對金、元、清等后世都城形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互鑒的鮮活例證。

從乾德門沿木棧道向西南行走數百米，攀上一處小坡，便來到城內的制高點——西山坡佛寺遺址。考古學家根據出土遺跡和遺物確認，這是遼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一處重要佛寺遺址，是遼上京城標志性建筑之一。

寺院坐西朝東，位置重要，規模龐大，保存完好，分為南北兩院，北院西部為3座六角形佛塔基址，一大兩小、一字排開，其中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了大量精美寫實的泥塑羅漢造像。“西山坡佛寺遺址是獨特的遼金時期遺珍，從寺院布局、佛塔形制到出土的泥塑羅漢像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入選‘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遼上京契丹·遼文化研究學會研究員王利華介紹。

“2015年，我們通過對皇城東門安東門和宮城東門東華門的發掘，首次發現并確認了皇城東向軸線布局，這是秦漢以后歷代都城中唯一明確的東向軸線布局。與中原傳統的坐北朝南格局不同，遼上京坐西朝東，印證了遼初以東向為尊的禮制傳統，與契丹族的太陽崇拜和游牧習俗相關，是遼代獨具特色的規劃布局。”董新林說。

來到皇城南門大街西側一處坐北朝南的院落遺址，這是2022年發掘的一號大型建筑基址，是遼上京皇城南部區域目前已知規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過了此前發掘所見的宮殿建筑。該建筑曾歷經遼金兩代3次營建，遼代時，面闊九間，到了金代，縮為面闊七間，殿內設祭壇供奉塑像，專家推斷其為都城內祭祀場所或行政中樞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號大型建筑基址是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確認的遼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遼上京大型宮殿建筑基本都是朝東，南向的一號建筑基址的發現，再次印證了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不斷融合發展。”董新林說。

遼上京遺址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遺址之一。“北部的皇城遺址平面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宮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見；南部的漢城遺址地表保存略差，但城內文化層堆積較厚，保留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具有很高的歷史和科學價值。”董新林告訴記者。

遼金遺珍璀璨多彩

在遼上京遺址西側不遠處，坐落著遼上京博物館，其主體建筑古樸典雅，外墻仿照遼上京夯土城墻設計，一座形似遼塔的建筑矗立于入口階梯處，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

作為遼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文化中樞，遼上京博物館2019年8月正式開館，現藏文物11.4萬件（套），其中國家一級文物57件（套），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至遼金時期，涵蓋紅山文化、富河文化、遼文化等，尤以遼代文物數量居多。

館內設有多個展覽，包括遼代壁畫、墓志、宗教、葬俗等，展出文物1000余件（套）。在獨立展柜里，一枚鑄造精致的契丹銀幣吸引了許多觀眾的目光，這便是“鎮館之寶”。

“這枚全國唯一的契丹大字祝頌錢，方孔圓形，字跡清晰工整，正面鑄有4個契丹大字，或為‘天朝萬順’，背面鏨刻內容尚未得出考證結論。這枚銀幣不屬于流通錢，而是用于祭祀、祝頌。”遼上京博物館館長左利軍介紹，這枚銀幣的發現，對研究遼代歷史、文化和經濟具有獨特價值。

西山坡佛寺遺址出土的數尊遼金泥塑羅漢造像經過修復后在此展示。這些塑像造型生動、栩栩如生，面容祥和，有的作低眉思考狀，有的作虔誠參悟狀，身上的袈裟紋理自然、飄逸靈動。“這些泥塑羅漢造像展現了佛教在遼代的廣泛傳播和深遠影響，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也是研究遼代宗教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左利軍說。

壁畫、墓志、畫像石也是遼上京博物館的特色藏品。巴林左旗石匠溝村“大契丹國蕭氏夫人墓”出土的兩方青砂巖質畫像石尤為珍貴。其中一方表現了音樂舞蹈場景，稱為“伎樂畫像石”，畫面中共有11名男子，除最后一人為門吏外，其他均為伎樂人，各人所持樂器不同，有彈撥樂器、吹奏樂器、打擊樂器。另一方表現宴飲場景，有執扇、持酒、端果盤的侍女，還有各司其職的侍衛，稱為“侍宴畫像石”。

“這兩方畫像石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樂舞宴飲的風貌，為研究遼代樂舞、飲食提供了珍貴資料，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王利華介紹。

館內還展示了不少遼三彩精品，如國家一級文物遼代三彩印花花口盤等。“遼三彩是遼代工匠在學習唐三彩的基礎上，融入契丹民族的特色發展而來的，屬于低溫彩色釉陶，有黃、綠、白三色釉。遼三彩的發展體現了古代各民族的文化交融。”王利華說。

展廳里陳列著遼上京城復原縮略模型，清晰展現了遼上京南北兩城的格局，此外，還通過MR（混合現實）和VR（虛擬現實）技術，再現了遼上京宮城建筑群，讓觀眾沉浸式體驗遼上京的朝會場景與市井風貌。

多措并舉傳承文脈

專家推測，遼上京城大約于金末元初被廢棄，此后逐漸淡出世人的視野。直到清道光年間，才被地理學家張穆等人重新發現并考證。20世紀上半葉，外國人在遼上京遺址進行了一系列調查和盜掘。

1961年，遼上京遺址被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開展了數次考古調查、鉆探和試掘工作。

201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內蒙古文物考古所組成的遼上京考古隊，制定了為期30年的考古計劃，對遼上京遺址進行深入發掘與研究。“十幾年來，我們先后對15處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為研究遼代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董新林說。

2021年，遼上京遺址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2022年入選“新時代百項考古新發現”。2022年12月，遼上京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2024年1月，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項目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評選的“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為了更好地保護遼上京遺址，自2011年以來，巴林左旗對遺址周邊環境進行集中治理，完成了遼上京遺址西墻外居民的搬遷，并實施了防洪工程、公路改線工程等一系列保護措施。同時，還圍繞遺址周邊開展了棚戶區改造、遺址圍封等工作，避免周邊居民生產生活影響遺址墻體安全；遺址周邊新增綠地22.7公頃，實現了自然環境與文化遺產的協同保護。

“近年來，我們實施了遼上京帶狀公園建設項目、西山坡佛寺遺址保護展示工程，啟動了遼上京博物館及遼上京遺址數字化提升工程等。如今，遺址公園已成為具備文物保護、生態涵養、科研教育、休閑游憩、文化娛樂等多種功能的綜合性城市公園。”巴林左旗文化旅游體育局局長孫忠海說。

當地依托遼上京遺址和遼上京博物館等資源，大力開展文化研學活動，讓文物保護利用為民眾生活添彩。2024年，遼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共接待游客63.3萬人次，舉辦各種活動和研學游41次。

“未來，我們將持續開展遼上京遺址考古研究與保護工作，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闡釋遼文化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地位，弘揚北疆文化、賡續中華文脈，講好各民族守望相助、團結奮斗、兼容并蓄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巴林左旗副旗長賽音巴雅爾表示。

（史子龍參與采寫）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4月22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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